走入青山環(huán)繞的水口山工人運動陳列館，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——宋喬生帶領八百礦工走上井岡山，他高舉右手，帶領工友堅毅前行，畫面栩栩如生。

畫面體現(xiàn)了水口山工人的革命熱血力量，正如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一卷“井岡山斗爭”中所記載——“邊界紅軍的來源，有湘南的農民和水口山的工人；水口山工人武裝是紅軍的中堅力量。”

但是，殘酷的革命斗爭讓這支工人隊伍幾乎全部犧牲，我們至今都無法完整得知這八百勇士的具體名單，他們英雄一生，壯烈一生……

水口山礦工的武裝起義

1908年，剛滿17歲的宋喬生為了生計，從株洲淦田來到水口山“淘金”，身材高大、有力氣的他被安排到水口山鉛鋅礦機械科當吊車工。

作為當時湖南最大的利源，水口山鉛鋅礦成了軍閥們的提款機，他們殘酷地剝削工人，推行“把頭制”和“監(jiān)工制”，只為壓榨出更多的利潤。

據宋喬生的侄曾孫宋光輝講述，有一次，宋喬生上工的窿口起火了，發(fā)生了重大的塌方和淹水事故。為防止整個窿口被毀掉，礦當局的應對措施是封窿。他說：“宋喬生是吊車工，礦工都要從他的吊車吊上來，如果封窿，這些工人都會封死去。（但）礦警隊來人了，把那個纜繩用斧子砍斷，宋喬生就那樣看著生死相依的（工友）兄弟陰陽相隔。通過這件事，他就感覺在重大的資本利益面前，自發(fā)斗爭根本無能為力?！?/span>

因不滿壓迫剝削，1922年12月5日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宋喬生率領水口山工人進行大罷工，向礦當局提出爭取工人自由、實行8小時工作制、改善工人政治、經濟待遇等18項條件，要求礦當局必須全部答復，否則，絕不上工。

二十多天后，大罷工取得了勝利。次年，宋喬生參加工人夜校學習，逐步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，并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
同年8月，宋喬生被任命為中共水口山特別區(qū)委書記。他在水口山火車坪開設了一家“合記酒店”，作為黨的秘密聯(lián)絡站。又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，先后組織部分工人武裝奔赴衡陽與耒陽交界桐梓山堅持游擊斗爭，并指派一些工人糾察隊員，打入礦警隊從事地下工作。

1928年初，為配合朱德、陳毅發(fā)動的湘南起義，宋喬生以總指揮名義于1月26日率領水口山礦工舉行武裝起義，一舉奪取礦警隊槍支50余支，銀元700余元。接著，宋喬生率起義部隊開往桐梓山，與當地的工農游擊隊匯合，組成了一支擁有千余人的工農武裝，運用游擊戰(zhàn)術，打擊和牽制從衡陽方向向湘南起義部隊進犯的敵軍。

井岡山上的特務營、造幣廠

1928年4月，宋喬生率部上井岡山，從此，他們以高昂的斗志投身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。

井岡山會師后，朱德、陳毅住進了寧岡由客家人修建的龍江書院，隊伍駐扎在周邊，營一級以上的負責人登上了書院的閣樓——文星閣，后來在此召開的一個長會，黨組織決定將毛澤東、朱德的部隊進行合編，組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。

在紅四軍的序列中，有一個軍部直屬的特務營，主要由水口山工人組成，營長是宋喬生。在井岡山斗爭時期，紅色政權還處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，敵強我弱，特務營的責任深重，必須選用可靠的人。

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師唐海英說：“特務營除了擔負保衛(wèi)軍部和首長的安全外，還擔負著會務、警戒，通訊、聯(lián)絡、送情報等一系列的工作，湘贛邊界第一次黨內代表大會和永新聯(lián)席會議召開的時候，特務營就擔任了會務警戒工作?！?/span>

在井岡山組建而成的這支特務營，是我軍歷史上的第一個特務營。根據歷史資料記載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特務營正是中央警備團的前身。跟著宋喬生一起上井岡山的礦工足足有八百人，大部分都編在特務營，還有的“分流”到了其他團，還有上井紅軍造幣廠、軍械處等機構。這期間，他們參與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“進剿”“會剿”，并為根據地的生產、生活注入了產業(yè)工人的專業(yè)技能。

當時，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在邊界原有的“謝氏造幣廠”的基礎上創(chuàng)辦上井紅軍造幣廠，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。規(guī)模增大，工人也增加了不少，其中大多是來自水口山的工人。

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管理辦公室主任、研究員饒道良說：“造幣廠為紅軍能夠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，為解決根據地經濟困難起了一個重要作用。”

1928年8月，湘贛敵軍趁紅軍主力遠在湘南之際，集中了四個團兵力，向井岡山根據地發(fā)動第二次“會剿”，紅軍不足一營，他們在廣大群眾支持下，憑險抵抗，動員了井岡山大、小五井一帶的群眾，在黃洋界工事前設置了竹釘陣、壕溝、竹籬笆圍欄、滾木礌石和射擊掩體五道防線。

井岡山時期生活艱苦，戰(zhàn)士們天天吃紅米飯南瓜湯，但最艱難的，是醫(yī)療資源的缺失。在保衛(wèi)根據地的歷次戰(zhàn)斗中，紅軍傷員增多，到1928年冬天，紅軍傷病員已超800人，約占全軍總人數的1/8。但軍隊缺醫(yī)少藥，甚至連最普通的碘片、紗布等消毒用品及麻醉藥品都經常沒有，碰到截肢手術，甚至只能用鋸木材的鋸子。

八百礦工多數沒能活著達到延安

距離1929年農歷新年還有大半個月時，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(fā)起了第三次“會剿”。

1929年1月14日，毛澤東、朱德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，實施“圍魏救趙”的戰(zhàn)略出擊贛南。24日，宋喬生隨紅四軍來到大余縣，不料遭到地主武裝襲擊，為掩護戰(zhàn)友，宋喬生壯烈犧牲，遺骨至今沒有找到。

宋喬生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耿飚革命道路的領路人。耿飚始終掛念其犧牲埋骨地的事，去世前還交代子女繼續(xù)尋找。2015年，耿飚的女兒耿焱曾到宋喬生戰(zhàn)斗過的大余縣查找他的犧牲地點，還在《江西日報》刊文《領父親走上革命道路的舅公，您埋骨何方？》。

歷經無數戰(zhàn)斗與犧牲后，紅軍浴血奮戰(zhàn)，又踏上了二萬五千里漫漫長征路，但當大部隊到達延安時，水口山工人已經所剩無幾。

作為中國革命的搖籃，井岡山是共產黨開辟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。水口山工人從舉行大罷工到后來策應湘南暴動，再到跟隨朱德上井岡山，參加毛澤東、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斗爭，他們的經歷，從側面印證了毛澤東“農村包圍城市、武裝奪取政權”道路的正確性。宋喬生和八百礦工開展革命運動的水口山，今天已經發(fā)展成為世界五百強企業(yè)中國五礦下屬的一個欣欣向榮的央企。宋喬生和八百礦工的犧牲值得銘記，他們?yōu)橹畩^斗乃至獻出生命的事業(yè)令人欣慰。

在井岡山兩年零四個月的斗爭中，共有48000多名烈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，這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5744人，還有許許多多戰(zhàn)士像水口山八百礦工一樣，是沒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。

英雄之名難尋，但英雄之跡永存。如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吊唁大廳正上方有碑所書：上井岡山偉大，下井岡山也偉大。

對水口山礦工的評價，朱德的回憶錄中曾記載：

“在所有的革命隊伍當中，老鐵軍戰(zhàn)士和水口山工人是最敏捷、最有紀律性、最有警惕性的，政治上是最先進的?！?/span>

毛澤東與時任上海市虹口區(qū)副區(qū)長的朱舜華談起宋喬生時，給出過這樣的評價：

“宋喬生組織能力很強，帶了許多水口山工人上井岡山，很有功。”